虽然历史也许不是任人涂抹的乖巧的小女孩，但并非每一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能获得平等的机会走上前台，向当代人展示其自身，其命运往往端赖于今人衡量历史重要性和价值的尺度。在这种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无可厚非。
有两位在中国生活过多年的意大利人，他们在中国的命运就曾受到上述尺度的播弄。一位是元代来华的探险游历家马可·波罗，这个名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很多人都知道他曾遍游中国，还做过中国的地方官，回到祖国后曾在热那亚的监狱里口述过一部游记，这部《马可波罗游记》成为当时欧洲人了解中国的热门书。虽然有西方学者怀疑他是否真正到过中国，是否只是一个想靠吹牛说大话博得声誉和地位的商人，但中国人大多深信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视其为意大利与中国友好往来渊远流长的象征。对他，很少有人薄情地说三道四、出言不恭；对他，我们完全像史学家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附随了一种温情的敬意。这同样也是无可厚非的。而他的另一位同胞在中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此人个人“成分”是传教士，明末来华（1582－1610），名叫利玛窦。由于近代传教士总是与中国人民的屈辱、血泪和抗争相依相随，所有传教士便都不加分别地被认为在中国犯有“原罪”。按照我们惯用的逻辑，利玛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就不像商人马可·波罗那样“根正苗红”，受到史学家青睐了。由于利玛窦在华活动时期正好是西方拓殖浪潮初兴之时，他便被冠以殖民和文化侵略先锋的名号。
考之史实，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确实曾把他们在中国的事业称作以基督教征服中国的“精神狩猎”。不过，正是这位传教士曾力阻当时已经以武力征服了菲律宾的西班牙人试图重演故伎、再以武力征服明帝国从而使中国基督化的尝试。不惟如此，他在中欧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诚如梁启超所言，更是值得“大书特书”。他在晚年曾撰写过一部《基督教进入中国史》（即中华书局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与《马可波罗游记》不同的是，该书不只局限于描述中国的风俗民情和介绍其他有“卖点”的一般概况，而且是深入到中国文化较深的层次。他把明朝中国描绘成一个文明鼎盛、像花园一样美丽宁静的帝国，把明帝国的政治描塑成理想的共和，更以赞美的口吻把孔夫子界定为可与柏拉图、塞尼加相提并论的大哲学家，把儒家学说说成是受自然理性指导、与基督教文明没有任何根本冲突的思想体系。他向欧洲“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显示了一个新的民族”（见该书英译者序）。这些介绍不惟激起了稍后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和热情，乃至为欧洲的启蒙话语提供了充满理性精神的思想资源，而尤有深意的是：他在客观上为当时一些野蛮好战的殖民者提供了一帖清醒剂。两个世纪后，当亲华的耶稣会士写给西方人的书信和报告被通商口岸的商人和领事们的粗暴诽谤所取代时（费正清语），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便完全不同于利玛窦的形塑了：她愚味、落后、肮脏、冥顽不化，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可耻状态，只有充满活力、满载着历史变化的西方才能把她从没有历史变化的不幸状态中拯救出来，帝国主义的话语和实践便因此而获得了神话般的正当性。由此看来，利玛窦那种不失夸张的中国形象至少是无害的，它激起了当时欧洲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无限想象和富有创造性的误读，大有助于人类思想在和平平等的交流中走向富有创造的相互借鉴和融会。
利玛窦亲中国文化的态度，源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式的研究。来华后不久，他改换儒服，行秀才礼，积极广泛地与士大夫交游，刻苦钻研中国文化。他是第一个把中国文化典籍“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的西方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他在传教工作中对中国人习久不变的祭祖、敬孔等礼仪采取了宽容的做法，使其传教工作和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得以顺利展开。
对于欧洲文明之输入中国，利玛窦亦功不可没。他把西洋地理学、望远镜介绍给中国士大夫，把西方天文学引入明朝宫廷。他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后者对于中国科学的贡献在明末就受到高度赞扬。他死后，朝廷为是否赐葬的问题争论不休，最后是内阁首辅叶向高一锤定音：仅以《几何原本》一书，就应赐葬利玛窦于北京。正是这本书，使他得以在车公庄获得了一席葬身之地。他还撰写印行了几部介绍西方伦理、天主教的中文书籍，风行一时。凡此种种，都深刻影响了明末部分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延筠等人，使他们认识到在华夏文明之外也有相当优秀先进的文明，并决心会通以求超胜，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前瞻性的与西方竞争的文化观念。此种观念对中国即天下的华夏中心主义无疑构成了第一冲击波，成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论证其向西方学习的合法性的思想资源之一。
像利玛窦这样一位如此有功于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人物，似乎不应难于获得至少不低于马可·波罗所获得的评价。但随着衡量价值的尺度的变化，利玛窦在中国可谓命运多舛。他的墓碑曾被推倒，脸上被贴上各种丑号。在开放成为难逆之势后，他又开始引人注目，成为学者笔下的话头之一。但每当涉及对他的评价时，小心翼翼仍是首要原则，因为谁也不敢担保他的墓碑不被再次推倒。饶舌至此，突然想起了鉴真和尚。照理说，他也是位“传教士”，中国佛教的传教士。在我们中国人的印象里，他是位伟大的文化使者，大有功于中日文化交流，但不知日本人是否对他亦存种种复杂心态。据媒体报导，不久前，供奉鉴真塑像的柰良东大寺突遭火灾，有一老僧冲入大火，救出了鉴真的塑像，虽然那并非原件，只是个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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